1、民事信托是目前解决企业内部职工股及自然人股最为合法有效一种方式。信托信托法第三条规定:"信托委托人、信托受托人、信托受益人(以下统称信托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民事、营业、公益信托活动，适用本法。"除资金信托专由信托公司承办外，财产信托可以由信托规定的信托公司或其他社会自然人和法人机构承办。
信托产品的受益人可以是自己(自益信托)，也可以是他人(他益信托)，还可以是大众(公益信托)，这是信托产品独有的东西。这种投资方式和产品的灵活性是券商和基金公司所缺乏的。本次使用民事信托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和成熟的操作实践，有利于保证内部职工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对此律师也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民事信托方式是国际通用的一种方式，只在中国在最近几年才刚刚采用，事实上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已形成了一种社会法律惯例。目前，在英国民事信托已占信托业务总量的80%，美国民事信托也随处可见。
3、人们的财产一旦经过合法的信托形式，便不受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债务人追索。即使受托人出现其他意外，信托财产还可以完整地交由其他受托人继续管理。因此，在法律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安全。民事信托可以充分保证内部职工及自然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大大降低股权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它可以解决股权委托关系中的"代持人"恶意占有行为;可以在定期报告制度中公开公司信息，保证受益人的知情权;可以远离商事信托的功利性减少少数股东的投资成本;可以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下解决股权分割问题，等等。
4、民事信托可以减少境外上市的操作环节，在上市换股时只要信托终止并签署有关换股协议即可换成境外上市主体的股票，受益权人即可无条件地转换成股东，这种便利性和合法性是其它方式所无法相比拟的。
三、社会意义
在中国，注重对民事信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首先，民事信托是最基本的信托形式，民事信托的基本理论是整个信托制度的基础。民事信托的发展，有助于对信托观念的培养。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引进信托制度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商事信托要获得更好的发展，是以人们对信托制度的了解与信任为基础的。
一项没有群众基础的制度，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信托业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除了因为相关制度不健全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对民事信托基本理论的研究，忽视了普及信托观念的重要性。因此，加强民事信托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管理信托为人们财产的管理、分配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事信托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确保当事人意志的实现。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事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受托人法定义务也使得财产更为安全;
最后，默示信托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默示信托是根据委托人的默示行为推定其具有信托意图而成立的信托。默示信托是信托制度灵活性的充分体现，它可以成为司法裁量的有效手段。任何一般规则在适用于特殊案件的时候，都肯定会产生不公平。因此，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实在法的适用必须受某种豁免权的限制。这种形成于欧洲大陆，并在英格兰由于普通法与衡平法司法管辖的分离而生动的显现出来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法律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在运用其他制度不能使案件的处理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时，完全可以借助默示信托来实现司法公正。
如果说理论是苍白的，那么可以用一则颇有影响的实例来对民事信托的重要社会意义做出说明。香港富翁余彭年是享誉大陆的慈善家，由他发起的"光明医疗行动"造福了广大的贫困白内障患者。"光明医疗行动"让许多白内障患者重建光明，可是这一善举在当初却是颇费周折。最初，余彭年请求深圳市人大立法保护他的捐献意愿和捐献产业并由深圳市余彭年社会福利协会及其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利润全部用于教育、救灾、扶贫济困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
这实际上就是想设立一项公益信托，中国《信托法》对此早已经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有关部门信托观念的缺失，老人设立公益信托的首选没有成功。最终，余彭年只得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慈善资产托管与监督合同，由银行将安全保管余彭年的慈善资产和监督慈善资产的使用。在本质上，余彭年老人还是设立了一项民事信托。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只有信托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委托人意愿及信托财产的安全，也只有信托才能实现这种财产管理的长期规划。
如果余彭年的愿望真的不能得到实现，那么这无疑是中国法制的悲哀，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竟成慈善弱土。有关部门所谓的困难，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不是因为没有先例参考，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信托观念。